國家社會主義（納粹）？
MisesDaily: Monday, September 28, 1998 byRalph Reiland翻譯：王韻 風靈1944年，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出版了他最鮮為人知的杰作之一：《全能政府：極權國家和全面戰爭的興起》。依據他戰前在維也納的經驗，和對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納粹）興起的觀察（納粹最終占領了米塞斯的祖國奧地利），米塞斯開始將俄國和德國的社會主義實踐相提并論。
與今天一樣，當時普遍將共產黨歸為左派，將納粹歸為右派，似乎它們各自站在意識形態譜系的相反兩端。
但是米塞斯知道并非如此。
它們都炫耀相同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血統。
“德國和俄國的社會主義體系有共同之處，即政府都完全控制著生產手段。
它決定應該生產什么，如何生產。
政府分配給每個人定量的消費品用于他自身的消耗。
”兩種體系的區別在于，米塞斯寫到，德國模式“維持著生產手段的私人所有制，并保持了正常的價格、工資和市場的表象。
”但事實上，政府以中央權威指導生產決策，限制企業家精神和勞動力市場，決定薪酬及利率。
米塞斯說：“市場交換只是一種假象。
”米塞斯的解釋在一本引人注目的著作中得到了證明，這即是時年35歲的德國作家岡特·萊曼所著的《吸血鬼經濟：在法西斯統治下做生意》。
這本書于1939年問世，由紐約市先鋒出版社出版（不幸的是今天已經絕版）。
萊曼通過與企業主們聯系，記錄了納粹的“機器怪物”是如何通過繁重的法規，嚴厲的檢查，以及對微不足道的違規施以沒收性罰款的威脅摧毀了私營部門的自治權。
“工廠主被國家審計人員找上門來，審計人員奉命嚴查公司或個體商戶過去兩年、三年甚至多年前的資產負債表和所有的記賬薄，直到發現錯誤或虛假的的條目為止。
”萊曼解釋說，“最輕微的格式錯誤也會遭到可怕的懲罰，僅一個記賬錯誤就會被施以數百萬馬克的罰款。
”萊曼引用了一位商人的信件：“你完全想不到國家的手伸得有多長，納粹代表們對我們的工作有多大的權力。
最糟糕的是他們如此愚蠢無知。
這些納粹激進分子一門心思只想‘分配財富’。
一些商人甚至已經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以便更好地理解當前的經濟體系。
”“政府的代表們忙于調查和干預，我們的代理商和銷售商的經營大受阻礙，因為他們永遠弄不清楚，若以更高的價格出售商品是否會被斥責為‘奸商’或‘破壞者’，并被處以監禁。
你無法想象稅收增長了多少。
但沒人膽敢抱怨。
到處都涌動著苦難的暗流。
每個人都對這種制度心存疑慮，除非他是個很傻很天真的年輕人，要么就必定因這種體制而享受著特權。
”“可怕的時代即將來臨。
只要我能夠成功走私10000美元甚或5000美元，我就舉家離開德國。
我生意場上的朋友們深信，在沒收了猶太人的財產之后，就該輪到‘白種猶太人’了（指的就是我們，雅利安商人）。
這種體制和俄國的體制之間的差異比你想象的要少得多，盡管事實上我們仍然是獨立的商人。
”但正如米塞斯所說，“‘獨立’只是種自矜的感覺。
這位商人解釋道，在法西斯統治下，資本家“必須屈從于政府的代表”，且“絕不能堅持權利，絕不能仍以他的私有財產似乎還神圣不可侵犯的方式行事。
”正是“保持了獨立特征”的這位商人，在“不經意間發幾句牢騷，就很有可能被蓋世太保找麻煩”。
“小店主是所有商人中受納粹黨控制和擺布得最多的”，萊曼講道，“小店主必須討好的黨員，不是住在遙遠的柏林；
他就住在隔壁，或者拐個彎就到。
這位當地的“希特勒”每天都能得到報告，在舒爾茨先生的面包店里和施密特先生的肉鋪子里都談論了些什么。
如果他們抱怨太多，他會把這些人視為‘國家的敵人’。
這將意味著，最少最少，也要削減他們稀缺的配額和以后急需的商品，而且還可能意味著他們會失去營業執照。
因此，小店主和工匠們不敢抱怨。
”“官員被訓練得只是服從命令，沒有愿望、沒有知識、也沒有眼光去修改規則以適應個別的情形”，萊曼解釋說，“因此，政府官僚們只是一絲不茍地機械適用法律，而不考慮對國家經濟基礎至關重要的利益。
他們變通法律條文的唯一動力是商人的賄賂，對商人而言，行賄是他們從后果嚴重的僵硬執法中獲得救濟的唯一方法。
”另一位商人說：“每一個商業行為都變得非常復雜，充滿了法律陷阱，普通商人防不勝防，因為有太多新頒布的法令。
我們經商的人一直都提心吊膽，害怕因違反某些法令或法律而遭受處罰。
”一位企業家解釋說，企業家們沒有“合作者”就無法生存，比如，需要一名與納粹官僚關系良好的律師，他“準確地知道你能在多大程度上規避法律，”萊曼解釋道：“納粹官員直接從有尚有余錢的資本家那里斂財，資本家以這種方式獲得影響力和保護”。
他們象封建時代無助的農民那樣繳納保護費。
“甚至到了我連在自家工廠里都不敢說話的地步，”一家工廠的老板哀嘆道，“一名工人偶爾聽到我在抱怨一些新的官僚主義監管，他立即向納粹黨和勞動廳告發我。
”另一位工廠主報告：“這周大部分時間我都根本沒去自己的工廠。
為了獲得我所需要的原材料，這些時間我都用來拜訪一大堆政府委員會和辦事處。
還有許多稅收問題得解決，我必須與物價委員會進行頻繁的會議和談判。
有時候看起來，似乎除了這些事情外，我什么都沒做，而我去的每個地方，都要面見更多的領導、黨委書記和政委。
”在這種極權主義模式里，納粹的一項法令宣布，一名商人“首先是作為國家的代表履行職責，其次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納粹的指令警告：如果敢抱怨，那么“我們將剝奪你剩下的自由”。
維克多·克倫佩雷爾，德累斯頓的一名猶太學者，在1933年，萊曼的書出版之前六年，他2月21日的日記中寫道：“任日子一天天過去，情況日益惡化，這是一種恥辱。
聽不到任何人發聲，每個人都埋著頭。
”我們不可避免地會把岡特·萊曼所記載的在納粹統治下經商的情形與今日美國“富有同情心”、“負責任的”和受控制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相比較。
至少，德國政府足夠坦率，它的經濟管控體制名實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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